摘要：瘟疫流行，无助的民众往往将希望寄托在神灵的身上。在闽南地区，有将凡人升华到神的万物崇拜传统，如妈祖与慈济吴真人等，但海沧石室禅院（原名石室院）的主神是佛道体系里的守护神。石室禅院坐南朝北，只因地理环境决定。寺院几经兴衰，多次重建，并且相传戚继光派军队在此驻军“养马”有一点关系。一所信仰场所的兴与衰，历史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也与区域经济、社会变迁有莫大的关联。更重要的意义的是，1900-1902年马来西亚槟榔屿的海沧霞阳杨公司（宗族组织）大手笔捐款重修，让海外华侨与故乡建立起血脉与信仰上的紧密联系，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闽南地区华侨与祖国关系的缩影。


       如今的石室禅院位于厦门海沧区霞阳村玳瑁山山麓北侧。玳瑁山与蔡尖尾山（又称大岩山）相连，石室院与三魁岭的寺院（废弃又重建）相连，昔日是漳泉厦重要的陆上通道，后因马青路、东孚隧道的开通，这条通道渐渐失去了作用。因地势的关系，玳瑁山东面望海，站在山顶，鹭江就在眼前。北望过去是海沧正在建设的马銮湾新区。东与南面高山隆起，北面与西面地势趋缓，这样与众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个坐南朝北的寺院。
除此之外，石室禅院还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而现在保存在寺院里的五块明清到当代的石碑可以说是解开千年兴衰的钥匙。


       据厦门媒体撰文介绍，寺院始建的时间，目前有文字可考且较公认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据清代《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和崇祯版《海澄县志》记载，寺院建于“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重修”；另一种说法，据寺院保存的清光绪28年（公元1902年）碑记：“此院建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台海网，2010年11月24日)。究竟始建于686年唐朝还是925年后唐，石室禅院始建时间是个尚未解开的谜团。石室禅院立于光绪二十八年的碑文明确指出，有关石室院的历史只是“父老曰此院建于垂拱二年”“时代星移，盛衰棋弃或兴或废，碑版湮没，无从考据”，说明始建于唐的说法清末民初的民众并不完全取信。但是到了1921年（民国辛酉年）的碑文却写道：“石室院为释迦佛刹，跨新江、霞阳山径之交，根山面岭，为前朝古迹，院外断碑横焉。拔棘摩沙，字迹虽漫漶而年代犹可辨识，知其为武周蘤二年物也。”言之凿凿，为寺院兴建的时间确定为唐垂拱二年，从此石室禅院始建的时间公元686年已成为寺院官方的说法。

       但是现在仅存的最早一块石碑是竣工于隆庆五年（1561年）的明代石碑。由于石碑断裂、字迹模糊，只能看到第一次重修的时间是在元惠宗元统甲戌年（1334年）。那么究竟是始建于公元686年还是925年，我们得抽丝剥茧，看看哪个时间比较合理。

       一代女皇武则天于公元690年，登基为帝，在做皇帝期间，她一共用了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和长安十四个年号，就是没有一个是有蘤（通花）开头的年号。显而易见1923年碑文里提到的武周与历史不符。
此外，从厦门（包含历史上的海沧）开发历史来看，唐朝中叶是开始大规模开发的时期，这一时期薛、陈大姓进入厦门，时间大约在公元726年～756年，当权者“闽侯”发动叛乱，陈喜为避硝烟，举家乘船到厦门荒岛，从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并逐步将势力扩大到岛外各地。如今厦门乌石浦有一座古墓，墓碑上刻“唐著作郎陈俦墓”，仙岳路上曾发掘出陈元通、汪夫人墓，枋湖下忠村发现唐代“北薛”薛令之之墓，这些是厦门为数不多的唐代古墓之一。这说明如今厦门地区有大量人口进驻的时间在公元726年之后，而不会是在686年。
       最后我们从海沧发展历史来看，慈济真人大道公信仰始于宋代，其信仰的发源地在现在漳州的白礁与如今厦门海沧的青礁，而邻近的泉州妈祖信仰也始于宋代，应该说在漳泉厦地区民间信仰流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宋代而不是唐朝。我们也有一定的理由相信，石室院信仰的确立也与当时漳厦泉大规模瘟疫流行有相当大的关系。石室禅院光绪二十八年碑文提到“兹缘丁酉昊天降灾，疫气流行，菩萨显灵，施泽霞阳众生”，提到修建寺院与民众祈求借助神力消灭瘟疫流行有关。

明代石室禅院兴衰与戚继光驻军有一定关系

       在明末崇祯之前，石室院是原来的名称。张韧文中称，石室禅院在历史上曾几度兴废，仅皇明石室禅院碑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是元代元统甲戌年（公元1334年），寺院大举重建，工程浩大，梵宫殿宇，装修一新，还塑造佛像，增盖僧房，增加寺产等；二是时隔130年后的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寺院再次经过重修。同时他也指出，明成化年间（1465—1487）寺院曾遭废，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住僧云轩和尚主持重修寺院。隆庆三年至五年，寺院又修建了两年，寺院焕然一新。如果对照石室禅院的五块石碑，元明两代石室禅院起码重修了四次，清末民初还有过两次较大的重修，文革期间寺院又遭到破坏，21世纪开始大修扩展。可以说，在过去1000多年中石室禅院几经兴衰，大起大落，其中原因未明，令人不胜唏嘘。
       张韧文章称，明清时候寺院面积很大，规模宏大。置于院内的《皇明石室禅院碑记》，尽管多处字迹已模糊，但仍能从中窥见端倪：“构梵宫，塑雕像，故地可有史、许派衍僧房二十有三，貲产弎拾余石。”可为当时僧房之众印证；而“殿构三重，拓僧舍六十有四”，则是寺院后来最鼎盛的时期了。至于寺院当时的资产，碑记上有“赀产三十余石。”由此可见，当时寺院收入之丰足。此外，《海澄县志》关于石室禅院上缴国库的金额，也有翔实的记载，从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46年）起，寺院每年缴交租税120多两，占总收入的60%，可见其经济实力之雄厚。
       从张韧的文章可以看到石室禅院曾经辉煌一时，后来也衰败荒芜。至于什么原因所致荒芜，目前没有看到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明清碑文记载的原因有几个，其中有寺院收入大减，赋税太重，也被人窃据甚至沦为马场，寺院少人管理有关。所谓沦为马场的说法，似乎与石室禅院曾经是戚继光抗倭军驻扎养马的场所有一定的关系。

        个人认为明代成化与隆庆年间石室禅院短时间大起大落可能与倭寇入侵和戚继光在后山驻军抗倭有关。明代官军进驻，人员出入增加，使寺院有可能被征用，而军队的撤出必然加快寺院的衰败。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明清期间，主持重修的僧人多来自开元寺，如果这些来自泉州的寺僧无法长驻管理寺院的话，势必难以确保寺院长期稳定的发展。

        现残存的明代石碑被人为破坏成几截，现在树立在寺院一处的碑拼接而成，文字缺失严重，无法完整成文，后人用红漆描绘的字体不甚雅正，而且错误众多。但从已收录在厦门明清碑文集里的石室禅院明代残存碑文，我们看到了其中几位主要的修建或重建者。第一位是元朝元统年间的晦庵主持，第二、第三位是成化年间的芝山和尚定观与定祥，第四与第五位是明隆庆年间的建楠、云轩(之山或芝山不能确定)僧人。

      明代碑文指出，石室院有这样的基础，晦庵“实如基之”，而且是“构梵宫，塑佛像，故址可有史、许派衍”“佃山石室地院捐柒拾贯文，捐舍湖峰……盖其盛也”。到成化年间则鞠为牧场，庙宇倾圮，鉴于寺院倒塌败坏严重，甚至连僧人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定观与定祥等故在三里外的地方（估计是今天的霞阳村）盖一仓屋处之。到隆庆三年时，寺田租税典入宦门，又被“豪佃积逋，征不十七，重徭杂征，几不能支”，寺院被树木荒草占居，当时海澄县请示上峰，派云轩负责修理。云轩亲自构思，带领徒孙“矢志心殚力”，修筑寺院，山门、廊庑、寺墙、佛堂一一修建，焕然一新。据明碑记载，曾任开元寺戒事的云轩住持性真朗爽，轻财乐施，自己生活极为拮据。目前寺院还有一块“之山云轩”立的“安楼”两字的明代石碑，相当珍贵。
      明碑末尾还刻载了捐资、出力重修石室禅院的漳厦泉官绅与工匠名单，有明代有侯官进士儒学训导卓峰丘耀，贡生温嘉谟、余鉴，海澄县儒生谢铭、谢绍运，开元寺僧明溢、明幽、通積，以及乡耆马隆春、杨邦镇、杨天迪、马国章、林梅节、曾光述、杨世礼、林维、林朝，木匠林弘魁，福清县篾匠魏三使等等。这说明当时参与捐助重修的人士来自漳厦泉地区。

      霞阳杨氏宗祠位于海沧霞阳村，祠堂建于明代。明末清初，霞阳杨氏第十一代杨文科、杨文允兄弟随郑成功驱荷复台进入台湾，在今台南佳里镇番仔寮解甲定居。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有一批杨氏族人从大陆到佳里镇定居开发，并建杨氏祠堂。
      到清代，霞阳已发展成大村落，人口明显增加，特别是杨姓族人势力的崛起，为寺院的扩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清代光绪二十八年的石碑记载了附近杨姓族人，特别是马来西亚槟城杨公司捐款的情形，1923年的石碑则记录了霞阳缅甸侨商杨章英捐款修建寺院的资料。
      其中，光绪辛丑年1900年开始重建时，槟城霞阳社植德堂公司公捐银3500元，仰光杨天受捐银800元，杨本煛?捐款600元，杨本铭、杨清欣/足各捐400元，杨昭万捐200元，（缺） 芳捐120元，昭道、昭松、昭固、晋富各捐银60元等等。此次重修约募集了约8000银元的巨款，可谓是石室禅院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规模的筹资行动，其中霞阳在东南亚杨姓华商的贡献最大。
        相比明代，清末石室禅院重建的主力变成了相对单一的霞阳杨姓，而且是包括在海外发展的霞阳杨氏宗亲势力，这样的改变意味寺院与当地社会、与东南亚海外华侨社会的连接更加直接。

        石室禅院依山势，坐南朝北，寺后山上的“游城古寨”、“尖山古寨”为明代戚继光抗倭遗迹。2015年去世的中国女篮陈鹭芸的灵位安放石室禅院琉璃宝塔内。

        马来西亚槟榔屿（槟城）历史上有五大姓，他们指槟榔屿早期的五大华侨姓氏家族， 他们是龙山堂邱公司、 石塘谢氏福侯公公司、 霞阳植德堂杨公司、九龙堂林公司及颖川堂陈公司。旧时的“公司” ，即宗祠组织，今或称血缘姓会馆。五大姓公司以本头公巷的大伯公庙（福德正神庙） 为精神中心，互为邻里；从乔治市牛干冬街头往南，沿着美芝街，形成一个闽南人的团结地带。原来五大姓是具有共同的地缘关系，除了陈公司之外， 邱、 谢、 杨、 林的先民皆来自清代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的三都。
        这里的邱是指海沧新垵的邱姓，谢是指海沧石塘村的谢姓，而这里的杨就是捐巨资修石室禅院的霞阳杨氏族人，杨公司以植德堂著名。
早在1812年，福建漳州海澄三都霞阳村有个名叫杨德庆的人来到槟城。在这里落脚以后，其后裔在1841年建立了霞阳植德堂，也称为杨公司。创立杨氏宗祠的主要目的除了祭拜神明，也发挥了照顾刚刚抵达槟城的宗亲福利的功能。除了创立杨氏宗祠，杨氏族人更聚集乡亲的力量合资购买位于土库街的一栋建筑，并将它出租，做为宗祠运作的经费以及立足点。也因为这样，杨公司最终发展成了足以影响当时经济的五大家族之一。
        碑文上提到的杨昭固是厦门海沧霞阳人，早年随父下南洋谋生，20岁创立杨集茂公司。杨昭固爱国爱乡，乐善好施，在缅甸先后参与倡办缅甸华侨学务总会和缅甸中华商务总会，并担任过负责人。在杨昭固推动下，缅甸华侨学务总会促进了缅甸华文教育和华文报纸发展。缅甸中华商务总会后改名缅甸华商商会，至今仍是缅甸华侨华人工商企业界最高机构。杨昭固还心系家乡教育事业，于1904创办了霞阳中西两等小学堂，并多次斥资完善办学条件。当然1900年石室禅院重修的时候他还是一位等待崛起接班的侨商，他的捐款额为60银元，比捐款800元，400元的其他族人，他尚未有强劲的影响力，但在十年后辛亥革命期间，他已是出资成立霞阳中小学。

        相比厦门地区的南普陀寺、慈济东宫，石室禅院无论名气，建筑特色，还是香客数量始终赶不上前两者，其重要的原因是寺院几经折腾，大起大落的历史以及寺院与当地社群的关系时紧时疏，加上主祭祀的神灵在民间影响力不如佛祖、妈祖（天妃天后）、大道公，使得石室禅院在当地民众的信仰体系里并不十分受到重视。
        如今石室禅院已重新开发，恢复了昔日繁荣的景象，寺院后山已重新开放，奇石林立。拾阶而上，山风清冽，远处新城正在崛起，山脚下寺院新铸的和平祈福钟偶尔回绕山间，那静静躺在寺院一处的旧构件，包括据说是明代马石槽龙柱无语诉说它的沧桑。
        石室禅院经历千年，历史轨迹或清或明，而我在当下试图绘出它的变化轨迹，不知是否有人愿意听我述说。

资料来源：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历史与建筑》 ，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出版小组， 2003 ，页 41。
何丙仲：《厦门碑文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页198-200。
以上内容来源于网络，原作者杨仁飞